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个重大判断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厚重的历史根基和博大的理论内涵。搞清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什么是“中国”的“独有形式”和“独特优势”,需要进行广阔的国际观察、深邃的历史比较和严谨的理论思辨,这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理论前提。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
西方民主最早开始于2600多年前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那时候的雅典城邦有10个部落,约4万公民,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决定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表决后方能生效。专门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和监督执政官的是每天开会议事的500人会议,由10个选区各抽签产生50名议员组成,任期一年,轮流单人一次主席。但妇女、4万外邦人和36万奴隶都没有这些权利。实行雅典直接民主要两个条件:一是地小人少;二是管理简单。因此雅典民主在国家形成和扩大的过程中消失。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资产阶级产生并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实行间接民主,建立起一人一票、两(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模式。这类民主制度在西方实行几百年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被几经改造成所谓“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多元民主”后,才被奉为宗教般的信条和“普世价值”,并向全世界输出,在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2000年时,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世界上有120个国家实现了西方式民主,占总人口的63%,于是美国国务院宣布“民主取得了最终胜利”。
但是,到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西式民主遇到了考验和麻烦,引起人们的反思。表现在被输入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大多数是“水土不服”。人们看到: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20多年来没有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天堂,经济停滞不前,困难重重;阿富汗、伊拉克政权等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入侵推翻,至今战乱频仍、动荡不止;埃及、泰国等频繁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和政变,把社会推向政治动荡、经济混乱的深渊,尤其是泰国1932年实行西式民主以来的80年间,发生了30多次军事政变,平均2年左右1次,陷入军事政变——民选政府——治理低效——社会混乱——军事政变的恶性循环;非洲几内亚比绍、肯尼亚等被西化后,陷入以种族矛盾为背景的冲突和仇杀;还在愈演愈烈的乌克兰危机,正在成为东西方战争的火药桶,暴露出西方民主下国内民族矛盾、亲俄势力与亲欧美势力矛盾的激化。可见“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化”浪潮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的不是发展和安宁,而是动荡和停滞。“自由之家”2010年报告指出,“全球自由化连着五年受挫,是自由之家发表自由评论报告40年来连续最久的倒退。”2012年达沃斯论坛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
西方民主的麻烦在作为民主输出地的美欧国家,表现为“治理失灵”。美国政府对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极度膨胀的治理无力,导致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扩大了贫富差距,“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各大城市;欧洲多数国家政府既要维持长期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又不敢因减少福利、压缩开支、增加税收而丢失民主选票,只能靠增加政府借债,日积月累、寅吃卯粮,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发生,至今走不出困境。
与此鲜明对比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克服金融危机冲击,战胜特大地震、SARS等天灾人祸,保持了30多年两位数的持续增长,先后超过欧盟、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短短几年内编织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2009年全球性危机中日本经济萎缩5%,美国经济收缩3.6%,而中国经济增长9%,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50%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和平崛起,被公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故事”、“北京共识”让世界刮目侧耳。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说:“中国大陆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三百年中,只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 。
这个鲜明对比动摇了西方许多人对自己制度的自信。一直研究世界主要国家民意测验的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从2005年39%下降到2013年的31%;而中国从2005年的72%上升到2013年的85%,一直排在第一位。许多人由经济问题延伸到对国家治理能力、对西式民主的反思,出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还有救吗》、《西方民主面临危机》、《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以及“代议制危机”、“游戏民主”、“短视民主”“民主衰落”、“政府失灵”、“民主走向灭绝”、“民主传播已停止”、“欧美或许重蹈日本覆辙”等影响较大的著述和观点。许多人对选举投票式的竞争型民主在当代国家治理中的缺陷进行研究,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探索协商民主的思潮。
在思想界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智囊人物福山,他曾在20多年前提出美国民主是人类社会迄今最完美的、今后不可能超越的“历史终结”模式,但现在他发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等修正了“终结”论,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三大主要的结构性特征“都出了问题”:一是“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使行政“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二是“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影响增加……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三是两党的两极分化使“美国的制衡制度……变成了否决制”,“决策机制变得过于松懈——也就是说太过民主了”。“这三个结构性特征已成盘根错节之势”,“引发了一场代议制度危机”,“陷入一种恶性均衡”,“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为了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们暗中操纵,不再真实地反映大众的利益诉求”(2014年4月30日《参考消息》)。
在政界有代表性的是著名政治家李光耀。他说:“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在深入分析“欧洲无可避免的式微”时说,任何政府想去治理高福利制度带来的发展低效率问题,“人民会通过选票给予它重重的惩罚”。“一人一票是非常困难的治理方式”。而对中国,他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整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李光耀观天下》第78页、93页、13页,《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144页)。
在媒体界有代表性的是在西方旗舰杂志《经济学人》的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问中国》。该文分析“在非西方地区民主屡屡崩溃,而在西方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文章在分析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时说:“政治家们为了应对全球化,丧失了审慎的品格,将权力送给某些领域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央行独立决策的国家数量从1980年的约20个增加到现在的逾160个”(2014年5月4日《参考消息》)。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西方选举民主的缺陷。在以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下,竞选者们拼的是承诺、煽情和演讲技术,选举民主就是选举程序、就是搞选票;当选之后广大选民并没有渠道参与管理,政权实际上被垄断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寡头控制;到换届时为了争取连任,又往往把得罪选民的事拖延下来或者留给下任,导致危机加深。把这种带有先天缺陷的民主输入到一些社会发展成熟度较低和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把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模式架在种族矛盾、宗教争端、贫富悬殊、政治冲突尖锐的社会基础上,必然出现“水土不服”,引发或加剧持久的分裂、动荡、冲突、仇杀、政变,根本谈不上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我国也实行代议制,但我国是共产党长期执政,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同时,我国从新中国诞生时就通过人民政协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形式相辅相成,体现了民主与集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个体制从政治上保证了我国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成功应对了全球经济危机、国内重大灾害和各种复杂矛盾。连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也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个国家的制度文明的形态和发展路子,总是由其历史条件和国情决定。在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海岸国家或海岛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地域不大、资源有限,但海洋运输的便捷促进了商品交换、国际贸易和分工协作的发达,使这些地方发生工业革命较早,并充满向海外拓展、交往、征服、掠夺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发达的商工文明催生了竞争性文化、征服型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因比较深厚。东方大陆型国家的自然历史条件与欧美差别很大,广袤的山川平原、丘陵沙洲靠江河灌溉为主,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封闭分散。马克思在分析东方亚细亚社会形态时指出,由于气候干旱、地势较高和沙漠较多,人工灌溉与水利是必须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组织与干预,“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4页)“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住,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权威,是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93页。)这就是东方国家集权体制漫长的原因,也是大一统文化、和为贵哲学、集体主义精神几千年间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但由自然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华文明的基因,只能伴随自然历史条件的漫长演进而发展。中华民族崇尚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互利双赢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崇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实质民主、实体民主理念,都是我国民主政体产生发展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形成了团结合作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曾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商量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但蒋介石背弃和平协定,发动内战。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民主人士集聚北京,召开新政协,经充分广泛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还在政协广泛协商讨论,通过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大决策。这一时期政协代行人大职权,表明自新中国诞生起,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就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建立起了。
1954年人大建立后,针对人民政协要不要继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这里实际上确认了两种民主形式并存的体制框架。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这就把选举表决式民主和协商讨论式民主并存的思想提出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得到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政协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加以定位。江泽民同志明确强调“选举投票行使权力和重大决策之前充分协商这两种民主形式比一种形式好”。胡锦涛同志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完善政治协商的重要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协商民主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三、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优势
历史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党派的大国,实行选举投票方式的民主与协商讨论方式的民主,这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激发了亿万人的创造活力,催化了社会深层能量的喷发,催生了无数新的行业、领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劳动方式、分配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加快了社会流动,传统社会的工农商学兵分化出许多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形成各种各样的单位外人员和体制外人群,产生各种各样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激活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使地球村内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更加紧密、碰撞更加激烈,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日趋多样复杂。世界近现代史表明,社会的分殊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能否主动适应并善于驾驭社会转型的趋势,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新生的社会能量,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那些日益增长、活跃的社会因素,如果不及时引入到体制内合理使用,就可能在体制外无序释放;如果不及时疏导沟通,就可能积压拖延甚至对抗冲突;如果不转化成积极的正能量,就会变成破坏性负能量。因此,如何提高社会最大共识、取得最大公约数,如何增强政治整合和决策认同,如何增强政治代表性和体制包容性,如何实现各族各界人民持续广泛的参政权利,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这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丰富实践证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完全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功能和特性。选举民主一般以区域为组织单位开展活动,参加范围和议题相对比较固定,具有覆盖区域范围的广泛代表性;协商民主注重与党派、团体、界别及其代表人士协商,协商中可以党派、团体、界别和个人名义发表意见,具有囊括纵向构成的政治包容性。选举民主重在投票表决结果,一人一票、权利平等,通过的决策具有法制赋予的强制力;协商民主重在寻求决策前的商量,展开广泛讨论、充分说理,寻求最大共识,有利于明辨事理,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民意基础。选举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注重票数的多少和决策的效率;协商民主实行求同存异原则,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正反意见都有利于完善决策。选举民主重在表决程序和结果,严谨庄重,表决生效,实施结果关系重大;协商民主更注重所提意见建议的质量分量和参考价值,讨论生动活跃,方式灵活多样,为决策提供多种参考和选择。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优势互补,不可或缺,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备和充分。由于协商民主鼓励发表真知灼见和不同意见,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的三不主义,有利于掌握实情、体现民意、明辨事理、发现真理;由于协商民主在我国政治生活的各个层次和领域开展,有利于人民群众选举前后、决策前后都有持续经常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管理与监督的权利与机会;由于协商民主提倡平等双向、理性包容,各种形式的协商都在制度程序内运作,由相关组织、界别或代表人士参加,有利于增强发扬民主过程的生动活跃、和谐有序;由于协商前一般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准备,协商中深入讨论、广集民智,协商后成果(包括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提交决策机关参考,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和决策科学化水平,其优势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人民政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是唯一按界别组成的政治机构,包括了当今中国的各个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联系着各地各行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它使人民群众在通过所在区域选举各级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跨区域的纵向界别渠道协商议政。党委、政府、团体及各方面可以在政协进行广泛协商;政协也可以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人民群众通过政协界别渠道表达意见和诉求,可以使一些个别、分散的意见通过其代表人物的概括、综合,加以系统、理性、有序地表达和反映,避免或减少了街头政治的非理性表达,有利于社会稳定团结;党和政府可以通过界别渠道宣传主张、凝聚共识,把党的主张和决策更好地转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人民政协的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作用;既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既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又贯彻了团结和谐的要求,从而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
今天,在中国人民昂首迈向“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进程中,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协商民主上升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制定了关于《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把协商民主渠道拓展到覆盖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各个领域,把协商内容深入到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各个层面,把协商方式规范到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各种途径,从而使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尽管这个制度还需要不断付诸实践和完善,但随着其功能和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拥有更加坚强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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